[54]根据事前面向的行政应急性原则，立法可授权行政机关偏离这些程序要求来应急。

任何合理的制裁都必须考虑行为人的责任能力，行政处罚也不例外，这一点已在学界形成共识，并通过立法予以确认，无需赘述。[24]行政处罚法强调对行政秩序等超个人法益的维护。

四、结语 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处于迷茫之际，尽管犯罪与之存在质或量的区分，但是犯罪论体系蕴含着的法律保留、比例原则和人格尊严等宪法理念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是一致的，故更为周延的犯罪论体系得以为其判断提供参照。孙百昌：《试论行政处罚不问主观状态原则》，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0年第7期，第28页。违反秩序中的可非难性为Vorwerbarkeit，犯罪中的责任为Schuld。大部分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并无质的差别，应当遵循共同的惩罚原理。1.相较于要件论，阶层论使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素更为充分。

[32]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别对待，参见梅真硕：《治安管理中正当防卫标准的异化表现及对策》，载《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58-59页。持自创说的学者认为无需参照犯罪论体系，质的区别说是其基本主张。德国行政法学者认为，数据保护法应当保护公民对个人数据的控制，限制或者排除特定的使用方式。

阶段性制度体系则是指基于数字技术应用更新期形成的制度体系。尽管过去的行政法变迁也存在技术变革的背景性因素，但是变迁的主要推动力是外部的社会运动、公共部门的内部改革或者两者的相互作用，现在数字政府和行政法的制度改革则主要源于数字技术应用的驱动。所以，公法与私法分离基础上的融合和共生也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应当不断寻找和尝试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对具有集中性和公益性的平台企业进行规制的新方式、新组织和新制度。（三）公共行政新范式的影响 在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历史上，公共行政改革常常是行政法变迁的前提条件，公共行政变革及其形成的新行政范式也总会构成对行政法的挑战并促使其创新发展。

国内外都有这类内容的立法例。2021年意大利学者发表了从整体上研究数字行政法的文章，提出和分析了数字行政法的一些重要命题，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新进展。

这一问题原来在知识产权方面就本质性地存在，但是由于国际规则等许多制度将知识产权定义为私权利，还由于有的知识产权长期依托于有形财产存在，所以它的法律权利的多面性问题并不突出。该报告在结论部分指出：数字政府转型不会以直接或线性的方式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发展。对传统行政法进行制度更新和构建数字行政法体系，是我国行政法发展的新使命，推进和完成这一使命是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时代性任务。意大利学者认为，行政组织整体化和以公民为中心的行政供给是政府数字化的标志。

第二类是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为中心，为公共行政应用数字技术设立条件和界限，设立以最小和必要为特征的法律原则和相关规范。我国关于个人信息权益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关联性，直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第三次审议稿才开始明确起来。如果行政正义建立在行政裁量之上，那么就不应当放弃行政裁量。大卫?约翰逊和大卫?波斯特在《法律与边界：网络空间中的法的兴起》一文中呼吁认真对待网络空间。

在数字化的演进过程中，政府对数字市场的监管不再限于基于微观经济学的专业化监管框架。因此，这一立场对于人工智能在普通行政中的应用将产生广泛影响。

无论是法国狄骥教授在《公法的变迁》一书中所说的从公共权力行政法到公共服务行政法的转型，还是美国斯图尔特教授在《二十一世纪的行政法》一文中对美国行政法五种模式递进发展的阐述，或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新行政法或者新公法的各种讨论，都没有像现在谈论数字技术应用那样将行政法的转型与技术应用如此密切地联系起来。政府根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行为数据，对人的行为性质及其特征进行评估，继而采取的预测性和预防性行政措施是否合法存在严重争议，这其中以利用人工智能生物识别技术对人的监控形成的行为数据的争议尤甚。

数字法治政府正在成为法治政府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性新方向。基于数字化的新产业革命和行政组织及其行政范式的变革为数字行政法的兴起提供基本背景。首先，信息化的无形财产权及其行使方式不限于经济性权利，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延伸到人格权（隐私权）、政治权利（公民表达权）和其他重要利益。突出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规制职能的微观经济属性和规制专业化的法律定位。例如，它将有助于编纂和协调复杂的移民规则。数字行政法尚在演化形成之中，目前还难以形成清晰稳定的框架。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们进行了公共行政新范式的提炼，意在为整个公共行政适应信息革命的变革提供指引。如此看来，该研究主张判断数字化影响公共行政变化的视角，是公共行政的组织变化或者韦伯式组织模式的变化。

我们社会的道德、政治、经济和法律基础受到了深刻的动摇。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改变了一切。

第二是我国数字行政法的发展条件。如果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辅助性行政决策、为公众提供政务服务、采取普遍性行政措施等方面的前景仍然乐观。

制定实施本法对于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其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在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一条中增加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虽然专家们对数字化转型的潜在最终结果有一定的了解，但他们很少能够强调数字化转型后的公共行政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取得成功，这一工具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只有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个人计算机，计算机的运用在政府成为普遍现象，且与局域网链接并可进入互联网的时候，技术才会对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共部门的运行方式开始发生转变：现在技术正被看作公共部门改善其管理水平和为公民提供服务方式的关键因素。

五、未完的结语 在结束这篇以比较法为主的文章时，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提出并作为展望未来的结语。人工智能对这三个关键规范都有负面影响。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以后更是如此。《用自动化巫师们取代官僚？》一文评价说：但人工智能的两个特点，即不透明性和非直观性，威胁着行政法的核心价值。

（2）行政法体现了某种手段和目的的合理性。本文对价值性原则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涉及和讨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在自动化政务服务领域，政府提供的身份和企业证照等基础性服务，在技术上已经具备异地和全时提供的能力，可以不再受行政区和法定工作时间的限制。浙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行省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其做法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双价值体系是指行政法一贯坚持的价值和在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新价值。同时，个人信息也具有极大的公共意义和公共价值，因为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对大数据尤其是个人信息具有极大的依赖性。

然而行政程序法却规定必须根据工作过程记录中确定的事实做出决策。由于德国行政法的宪法化日盛，行政法教义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已经式微。

这一转型过程存在着现实性、持续性和不确定性，它对构建结构稳定的数字行政法体系带来了难度。（二）不确定性和外部驱动型因素的作用 数字化政府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应用的公共行政转型过程。

数字行政法只能为更高程度的行政正义提供支持，而不应当降低行政正义的质量和水准。基于数字技术应用的公共行政新时空，是形成数字行政法的约束性条件。